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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人文】一位特级教师在女儿自杀后上的一堂课,每位家长都应该看看! [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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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一位特级教师在女儿自杀后上的一堂课,每位家长都应该看看! [5P]

家教智慧博览

2017-12-19 06:38  



伴随着郑智化的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歌曲的动人旋律,南京一中初中教室讲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女孩从幼儿到大学成长的一张张照片,直到女孩在异国他乡躺在白色的灵柩里驶去的照片打出,现场已经一片唏嘘之声。



“这是我女儿的一生。今天我就用她的故事告诉在座的孩子们和父母们该如何珍惜生命。”南京一中黄侃老师用哽咽的声音开始了这堂“生命教育课”。因为7月3日是她所带的初三(2)班孩子们拿中考分数的日子,无论孩子们考得如何,她都希望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学会正确对待。



一封特殊的邀请信

几天前,南京一中初中部初三(2)的家长收到来自班上英语老师黄侃的一封信,上面写道:“初中毕业,意味着更多的跋涉,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让你们的孩子能在高中阶段走稳人生的每一步,本人拟举行一次有关生命意义的活动,届时我会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来谈这一沉重的话题,目的是与大家一起探讨如何正视困难,面对挑战,学会释然。本次活动纯属个人行为,你们可以自己参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参加,也可以不参加。”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来到了现场,因为他们明白,黄老师的这堂课非比寻常。

一堂特殊的生命教育课

这是一堂特殊的生命教育课,主讲人黄侃老师是一位失去爱女的母亲,而她的女儿从小到大都是人们眼中的优秀学生,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能歌善舞,爱好广泛。而就是这样一位堪称完美的学生,却在异国留学时期,选择了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打击对作为母亲、又为人师的黄侃来说,痛彻心扉,又陷入了深度思考。



忽然凋零的花朵

2009年的2月8日,黄侃收到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远远出事了。

远远是黄侃的女儿,2008年9月赴荷兰留学,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读经济学。出事了?黄侃很疑惑,也很惶恐,女儿能出什么事?她不相信。

女儿从小喜爱体育、唱歌,还喜欢吹长笛和玩打击乐,成绩优异。中学时出访过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小到大,女儿都没让黄侃操过太多心,学习优秀,兴趣广泛,生活自理能力也强。

“你不知道我这个女儿有多能干。情商高,朋友也多,性格开朗,处理事情冷静。”一说起女儿,黄侃的神情充满了自豪。“留学的事情也是她自己决定的,自己找的学校,还申请到奖学金,自己办签证,买机票。”

到荷兰后,远远曾写信说很喜欢就读的学校,生活很愉快,还教美国同学学中文。在短短不到半年的学习中,远远在学业上已表现得异常优秀,多项成绩在9分或以上,成为学校的优等生。“她的个人博客上也全是生活不错、和朋友相处得很好之类的话,她从小就这样,总是报喜不报忧。”黄侃说。

但就在2月9日凌晨,大使馆确认了远远出事的消息,并让黄侃尽快办理出国手续,赶往荷兰处理丧事。

嚎啕大哭。除此之外,黄侃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她简直不敢相信,女儿那鲜活的生命真的永远凋谢了。2月14日,情人节。黄侃与丈夫乘飞机前往荷兰。11个小时的行程,除了眼泪还是眼泪。



请不要救我

2月8日,远远在写下三封分别给爸爸、妈妈和亲朋好友的遗书后,在宿舍内自尽。在警局,黄侃看到了女儿的遗书。“亲爱的妈妈: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鼓励你要坚强不要为我哭泣之类……我真的太太太累了,八年来一次次平定崩塌的心灵,而当它再一次崩塌时我又无能为力,只有咬牙忍受再寻找调整的机会,而现实的事务又被耽搁着,现实的美好被破坏着,我真的厌倦了……”在遗书中,远远坦言自己受强迫症之扰已长达8年,痛苦不堪。

黄侃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外表活泼开朗的女儿竟会背负如此大的痛苦,而她作为母亲竟没有丝毫察觉。“现在回想起来,她上初中后一度变得沉默寡言,我还以为她是变文静了,没想到患上了心理疾病。孩子最后的时光,也是在异乡孤独地度过……”黄侃痛苦地回忆。黄侃认为女儿太要强,事事要求完美。“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表露过失败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的只有微笑。”

在遗书中,远远说曾想通过留学生活来减轻自己的症状,但却“没有成为救赎的灵药”。她还请求父母能够对强迫症人群进行研究,并且能够帮助其他的受害者。一向心思细密的远远甚至在一张给警察的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请不要救我。”



妈妈痛苦的回忆

刚回国那段时间,黄侃根本不敢回家,一看到女儿的房间,就止不住地流泪,她在学校住了三个月。5月4日是远远的生日,黄侃买了女儿最喜欢的食物还有花去墓地。“在公交车上,眼泪就像断了线一样往下滴,怎么忍都忍不住,旁边的乘客还一直安慰我。我就一路哭到了墓地。”那段时间,黄侃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女儿。“梦里全是她小时候的样子,穿着小棉袄,在床上翻来翻去,调皮起来不愿意穿袜子,甚至有时候我都能闻到她身上的奶香味。”

但是,黄侃坚强地走了出来。“不能改变的事情我必须接受,我只能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为了满足女儿的遗愿,黄侃还拿出十万元设立了“健心奖”,奖励那些从事心理工作的老师。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黄侃开始反思。女儿上幼儿园时,由于黄侃夫妻俩工作较忙,于是将她送去寄宿学校。“如今来看,当时对她太残忍了,那么小的年纪,正是在父母身边撒娇淘气的时候,却一个人孤单地住在学校。”黄侃后悔地说。

“另外,我对女儿的关心过于物质化,而在精神上交流得太少,我对她的精神世界缺少了解,这也是中国大多数父母的问题所在。”黄侃说,女儿曾经也和她交流过感情上的问题,“但我是个粗线条的人,有时候大大咧咧,对这种事不太敏感。”

黄侃也坦言,在学习上,女儿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她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我也没有对她有太高的要求,但是一旦考试没考好,我也会旁敲侧击地鞭策一下她。”现在回想,黄侃发现女儿在心理上的问题早已隐约出现。“只要碰上大考,她就出不了好成绩,这就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

女儿的离世让黄侃的教育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尝试让学生们更加快乐幸福,他们学业繁重,本来就很辛苦,我会和他们一起发泄苦闷,对家长来说,我想让他们知道,对孩子的评价不要太纠结于分数。”正是基于这一点,黄侃特意选择在中考分数揭晓前一天,上了这堂特殊的生命课。“我希望孩子和家长们对人生能有新的认识,考试成绩不是判断一个学生成功与否的标准,要懂得人生还有很多的风景。”

最后一堂课

“上这样一堂课,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甚至直到上课前一天,我还在打退堂鼓。”两年前,黄侃正在担任南京一中初一(2)班英语老师,当得知女儿远远出事的消息后,黄侃便赶往荷兰处理后事。“当时我带这个班才不到一年,孩子们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感觉很疑惑,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因为当时他们都还小,心智不够成熟。我当时就决定,等到他们初中毕业时,给他们一个交待。”不仅仅是对学生的交待,黄侃也在给自己一个交待。

对学生,黄侃说:“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会面对生命中的痛苦、挫折、不幸,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珍惜生命,生命只有一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对家长,黄侃说:“家长们请学会欣赏子女,看到他们的独特之处,给孩子充分的信任和鼓励,尽可能地陪伴孩子成长的每一步。”

谈及自己的教育感受,黄侃说,如果女儿在世,她一定会让她按自己的兴趣生活,绝不给她压力。“只要她能自食其力,做一个对社会没有危害的人,我就满足了。只可惜,生命不能重头再来。”

反思

这个真实事件发生在2011年,很钦佩这位老师,她用血泪般的真实给天下的父母上了生动的一堂课。作为父母,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教育孩子?。

成绩只是孩子这棵树上的一朵花,我们不能仅盯着成绩这朵花,要多看看孩子这棵树的树干、树枝、树叶。如果我们的眼光局限于成绩这朵花,不断地给孩子施加压力,教育孩子仅仅停留在“喂养”和“督学”上,那样成长出来的优秀孩子,可能优秀,却可能不健康,而这将是更可怕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警醒,唯有孩子的内心枝强叶茂,才能开出更多的花!花有逢春再开的时候,而树枯再无返青的时候啊!



赠家长

爱他而不宠溺他,

教导他而不控制他,

关怀他而不为他包办,

惩罚他而不让他觉得被抛弃。

让我们的孩子拥有更加完满的原生家庭,

和原生家庭的爱。

来源:转自教育百师通,微信公众号家教智慧博览(ID:chaorenchaoyu2016)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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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哈佛留学博士撰文: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留学生会抑郁?

红星新闻

2017-12-18 18:51   
  

关于抑郁症的一切|飞碟说

近年来,随着海外留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多,留学生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就在几天前,一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念大四的中国留学生小田,选择在公寓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点击阅读红星此前报道:康奈尔大学中国女留学生自杀:来自成都,身亡前邮件致歉“不能和你们一起做完这个项目”)

据耶鲁大学(YALE)研究人员2013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45%在耶鲁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报告自己有抑郁症状,29%表示自己有焦虑症状,而另一些包括澳洲和英国学校在内的高校调查也收到了类似的反馈。

近日,一名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第八年博士学业的中国留学生海伦•高(音译),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不少中国留学生在生活中都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她在文中分析了这些给大家带来焦虑和抑郁的压力来源,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学业压力、对父母的惭愧、害怕导师对自己的不信任和得不到合适的心理疏导。

赴美学习第八年

哈佛博士心态崩溃

2015年秋天,海伦•高开始了在研究生院最后一年的学习,而这一年是她赴美工作学习的第八年。

正是在这一年,她发现自己的心态开始崩溃了。

早晨醒来时,她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心脏“噗噗”跳动的声音;研讨班讨论时,她支支吾吾地表述一些不连贯的观点,而同学们的声音犹如刺耳的噪音,将她的声音完全淹没殆尽......

在前几年,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海伦•高第一次见到哈佛校园中那些枫叶红的乔治亚风格建筑,是从父亲20多年前旅游时带回的明信片上。在其中一张哈佛风光的照片背面,父亲用蓝色墨水笔写了一行字:“希望有一天,你会亲眼看到它的美丽。”

20几年后, 海伦•高实现了父亲的愿望,并且一度很享受在哈佛校园中的时光,但是到了她读博最后一年,事情发生了变化。

“那段时间,我没有心情关注周围的任何事物。埋着头从一栋教学楼走到另一栋教学楼,眼睛盯着地,心里数着地砖的块数,强迫自己不去胡思乱想。” 海伦•高写到。

焦虑症的发作令她意外。毕竟,这已经是她离开北京,赴美求学工作的第八年。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学校感觉到孤立,用一门陌生语言阅读的沉重负担,和在北京的亲朋长久分离产生的隔膜,都开始一股脑的压在她身上。

为了搞清楚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海伦•高开始试图反思。她观察那段时间其他中国留学生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只是小小的不顺而已:缺课,抱怨失眠,突然几个月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发各种矫情长文……

可事实,真的这么微不足道吗?

留学生抑郁与焦虑

来源分析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2016年,共有54.45万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而这其中一大半的学生在美国。这些学生无不是经过了痛苦的雅思、托福等一系列考试,在课后刷了无数英语习题,才来到了梦想中的学府。

然而,在这越发庞大的留学生人群背后,是不容乐观的留学生心理问题。

耶鲁大学(YALE)研究人员2013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发现,45%在耶鲁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报告自己有抑郁症状,29%表示自己有焦虑症状,而美国大学生整体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比例只有13%。另一些包括澳洲和英国学校在内的高校调查也收到了类似的反馈。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学生的抑郁与焦虑?

A、学业压力

作为学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尽管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挑战令人头痛,但是,其中最严酷的问题,莫过于学业压力。

虽然出国前做了巨大的努力也做了准分的准备,但多数中国留学生并没有真正理解美国高校教育模式的要求。因为在之前十多年的学习经历中,他们更适应以结果为导向的学习方式,而这无疑和美国强调分析过程及批判性思维的学习方式相冲突。

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学生们越努力,越有可能会加深他们在国外的挫败感。他们一堆堆精心整理的笔记并不能促成一篇论文提纲。历史考试问的问题往往是关于假设情景的看法,而非他们努力记住的历史事件。这一切无疑令人灰心。

B、无法获取导师信任

而另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问题在于,中国留学生很难和学术导师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而这无疑加深了他们的挫败感。

在此前美国西南部一所大学针对19名中国研究生的调查中,他们都表示他们的压力来自很难取得导师的信任。甚至有人担心,语言上的障碍可能会让导师怀疑他们的智力水平。

而另一些人坦言,晚上有时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想自己白天和导师聊天时候词不达意的地方,比如不愉快的谈话,或者给导师的邮件中是不是有措辞不当的地方......

这些问题似乎非常的普遍,事实上,很多美国学生也会遭遇类似的窘境。但是对中国学生来说,这些问题显得尤其困扰。

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观念是前途与学业成绩的好坏有莫大关系。然而在出国留学之后,这样光明的幻想往往反过来给他们带来强烈的不安感。

C、高额学费后的经济压力

同时,对于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的压力还来源于对于失败的恐惧——失败的代价是不能想象的。绝大部分中国学生是支付全额学费来美读书,每年的开销高达五六万美元,而这大约是目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倍。

因此,在中国留学生中,很多来自工薪阶层的孩子都是父母倾尽毕生积蓄,或者卖掉房子才送出国的。尽管在父母方面,为了孩子的未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但是孩子的压力并不会因为慷慨而减少——

那些来自深圳、长沙、北京等各个城市的孩子们,他们在努力跟上学校进度的同时,难免还在为经济上的压力而辗转反侧。

此前芝加哥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达了一种留学生的普遍焦虑:她的成绩是否配得上工薪阶层的父母为自己付出的大笔学费,而这种焦虑甚至远超出高考的焦虑。

而最近一次的毕业生工资调查,似乎更加重了他们在这一层面上的焦虑: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智联招聘在2017年9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超8成海归月薪低于1500美元——而这个数字,仅略高于国内高校毕业生。

D、无法向心理咨询师求助

共同的困惑和焦虑,让留学生们自发地结成同盟互相求助。但是,即便是对于那些最开放的学生来说,接受精神治疗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尽管,在此前多次发生的中国留学生自杀或猝死事件后,学校在发布给全校学生的信件中总会在最后提到心理咨询的热线及咨询方式等等,然而对于留学生来说,似乎仍显得杯水车薪——

耶鲁大学此前的调查中发现,尽管中国留学生中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惊人,但是只有27%的人知道学校中有心理健康咨询的服务,而真正咨询过的同学,只有4%。

而在这些进行过心理咨询的同学们看来,它的存在似乎也是颇为鸡肋:除了等待周期的漫长和咨询时间的有限,更大的窘境是——语言障碍正是很多中国学生压力的根源,所以他们很难用英语去表述自己的困惑和情绪。

而那些端坐在心理咨询室的咨询师们,可能和中国唯一的联系就是吃过熊猫快餐(一家经营美国化中式快餐的连锁餐厅)的外卖,所以让他们理解中国留学生对于家里美味饭菜的怀念,似乎并不现实。

目前,一些学校咨询顾问领导的支持小组和外展项目,正在得到亚裔学生的支持,而海伦•高也表示,希望这些项目能够扩展到中国留学生中,让大学雇佣那些适应良好的中国留学生担任社区顾问,为那些适应不好的同学提供帮助。

“中国学生在大多数美国校园中都是规模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大学管理者应该更加努力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至少像这些学生努力被大学录取那样的努力。”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丨翟佳琦 编译报道

编辑丨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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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红星新闻(微信号:cdsbnc)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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